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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研究认为，情感劳动的商业化存在着女性化趋势。然而，同样需要大量情感劳动的理发工作，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别景象，这值得我们格外关注和思考。近些年，有研究开始将性别因素纳入考量，发现理发行业的劳动分工体系是围绕性别和年龄的交会展开的。但理发行业本身的组织变迁未得到充分关注。理发师作为传统服务性工作，似乎有足够多的理由和其他服务业一样成为女性为主导的职业。毕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服务业中女性从业比例在所有行业中居于最高，基本为60%，城市服务业中女性比例更是一度高达70%。然而，如今女性的职业空间不断被压缩，年轻男性反而成为理发师的主要构成。该现象原因何在？这就需要我们不仅关注静态的机制因素，更要站在历史维度，考虑时代背景与结构变迁。

　　那么，职业在发展过程中的性别分化是如何产生的？在性别研究领域中，家政工、助产士、护理员等传统上以女性为主导的职业性别分化经常被谈起，而男性进入传统女性职业却鲜少提及，属于常被忽视的领域。同时，当我们关注某一行业的性别分化时，不仅要研究性别的分布状况，更要关注性别背后的权力关系。有学者指出，在现代职业的形成过程中，男性把持了社会地位与社会声望较高的职业，女性则遭到排斥或沦为男性的助手。在此过程中，女性话语权受到压制，男性紧握着传统优势行业的控制权，并对女性参与构筑了屏障。同时，对于男性如何进入那些被视作传统“女性化”的职业，他们采取了哪些策略，以及这些策略所带来的影响，我们所知甚少。有关理发师的社会学研究大多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出发，把理发师的工作视为体力劳动、情感劳动和美学劳动的结合。理发劳动过程本身就蕴含着性别的影响，但既有研究始终存在“性别盲视”的问题。

　　因此，本文将理发业相关从业者的劳动实践引入性别隔离的研究视野，不仅将理发师及其劳动过程置于研究的中心，关注理发师受到的劳动控制与资本剥削，而且更希望展现劳动过程与结构性因素对于性别规范的具体塑造过程。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将个体的职业选择与微观互动作为研究重点，关注理发师的主体能动性，将他们看作具有理性能力的行动者，来探究性别隔离表象背后的权力关系。图1展示了本文的分析框架。我们将视角拓宽到技能学习阶段，从入行前的职业教育分流与学徒制排斥，到入行后的多因素阻碍，考察行业组织、雇主、同事与消费者等多方主体如何共同制造出理发业的性别隔离。同时，我们还从劳动者的立场出发，展现理发行业劳动者的主体表达和主体实践，详细刻画“女退男进”的发展路径与过程。

　　从当前理发业营业状况看，我们可以区分三种类型的理发店：自雇的家庭理发店、雇佣少量理发师的小型理发店（一般为单一门店）、雇佣大量理发师和助理并强调服务质量的大型连锁理发店。理发行业从业者由多种角色构成，包括理发师、店长、经理、前台收银员、洗头工、接待服务员，以及清洁阿姨等。本文主要以大型连锁理发店中从事美发与服务的理发师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出于对比研究的目的，对家庭式和小型理发店也有所考察。因为理发行业异质化程度较高，即便同样是理发师，因为不同门店、不同等级，收入也会有较大差距，从月入两千的理发助理到年薪百万的明星发型师都存在。本文选取大型连锁理发店有两方面因素考量，一方面是相较其他两种理发店，它的劳动过程更丰富，服务更加细致与全面，更能深入展现行业的复杂景象；另一方面，大型连锁理发店因规模效应与品牌优势，正逐渐取代其他两类，因而更具有研究前景和价值。本文所说的“理发店”“XX造型”“美发业”“美发沙龙”均指向狭义的以洗、吹、剪、烫、染、护等为核心业务的发型服务组织，即一种依赖个人技艺与情感劳动的现代服务业，不包括美容美体等行业。这是少数至今仍大量保留传统学徒制的现代行业之一。

　　作为一项质性研究，本文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我们首先是作为理发店的顾客，在消费过程中通过攀谈（包括诉诸“老乡”关系）的方式与理发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建立关系。同时，我们通过寻找中间人来详细了解理发店的内部运作。访谈对象主要包括理发师、学徒、前台小妹、店长、顾客（未放入信息表）。资料主要通过多次无结构式访谈、半结构式访谈以及日常对话收集得来，访谈时间基本为2至3小时。虽然大型理发店中的女理发师寥寥无几，我们仍利用“滚雪球”的方式采访了几位女性。我们有意识地选择差异化的访谈对象，以增强研究结论的代表性。从2021年10月至2023年4月，我们在武汉与宿州两地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田野研究。在访谈的同时，我们还在理发店进行了持续的参与式观察，尤其是近距离观察理发师刘明和阿龙的工作，每次时间长达一天。除此之外，我们还对上海的一家理发店进行了简短的调研。

　　理发师在前期教育阶段投入较大，不仅需要美发学校的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还需要买假人头（假发头模）、剪刀、梳子等这些必要的学习工具。很多家庭对于无法继续升入普通高中，只能进入职业学校的女生持有的态度是不愿她们再“浪费”时间和家庭经济成本，转而让她们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打工增补家用。此类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常见，特别是当一个家庭面临不止一名子女上学时，大部分家长会选择让男生继续就读普通初中和高中，而让女孩流向就业大军。传统性别偏见造成女性在较低层次的职业教育中流失严重。不仅如此，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与性别分工的联系也十分紧密。很多专业具有明显的性别倾向性。例如，在职业学校中形成了以工科为主的汽修、土木、电焊等“男性化专业”和护理、文秘等以服务为主的“女性化专业”。甚至不少学校在招生时就已经开始了性别筛选。小黄是一位刚从美容美发职业学校毕业的男生，目前正在M理发店里当学徒，他还记得最初选专业时的情景：

　　美容专业和美发专业的性别分化问题不仅出现在学生之中，在教师群体内也十分明显。我们在武汉市调研了一所全日制公办职业院校，在武汉地区颇有名气。美发专业与美容专业同属于学校的艺术与形象设计部，专业教师共有9人，其中女性6人，男性3人。虽然女教师为多数，但她们无一从事美发专业教学，而是集中于美容、化妆和美甲等领域；男教师的教学领域则皆为美发，并有2人拥有高级讲师和高级技师职称，比重远高于女教师。这一现象也普遍出现在其他职业学校中。此外，不同的性别特质在职业教育过程中会被格外关注，如女性特质中温顺的态度、青春的身体和体贴的性格，男性特质中吃苦耐劳、能担当、有责任感等特质都被运用到教育安排中。与此相连接的劳动力市场将这些教育的“成品”进行分配，直接影响到职业的性别分布，加剧了性别分工的固化。性别角色社会化理论可以解释某些职业的性别隔离现象。由于男女性别教育的差异产生了对职业的不同期待，不同性别的人“天然”地分流到不同专业。

　　职业学校以考取“美发师职业资格等级证书”为教学目标，但对于理发师来说证书的作用微乎其微，是否拥有独立操作能力和符合市场需求的理发技术才是立身之本。这使得学校的教学目标与实际的工作要求严重脱节，大量的表演和比赛忽略了情感劳动的实际训练，违背了以顾客为中心的宗旨，这样的教学往往适得其反。所以时至今日，学徒制在理发行业中依然能扮演重要角色。学徒制作为通过观察、模仿师傅的技艺，在实践中自然习得技能并受用终身的学习方式，曾是人们学习技能的最普遍形式。虽然在现代社会中，这一学习模式已逐渐被学校教育所取代，但因理发师手艺的特殊性，需要长期实践，再加上职业教育的发展困境，因而其仍是少量保留学徒制的职业。除了理发技艺之外，理发师所需话术技巧往往也只有在长期紧密的师徒关系中才能得到有效培养。所以，学徒制不仅是一种教育方式，更是维系理发师职业的关键制度。

　　在这种环境中，工作量通常较大，并伴随着更为严格的规范与训练。以M连锁理发店为例，作为一家高档连锁理发店，它从创立之初就以追求时尚和服务为宗旨。理发师具有明显的等级划分，从低到高依次是：洗头学徒、理发助理、烫染师、发型师、设计总监。迎宾引座、洗头按摩、递送饮料等每个环节均由专人执行，保证了标准化和高质量的客户体验。此外，这家店还采用了一套严苛的请假制度，请假时会根据理发师的收入按比例扣除相应费用，等级越高的理发师扣费越多。这样苛刻的请假制度不仅迫使理发师“主动”牺牲个人时间以换取更高收入，而且不合理的组织规训对于女性而言更是不利。蓝蓝是M理发店的一名前台收银员，负责结账收费和办理会员卡等业务。但我们同时了解到，在担任收银员之前，她也是一名理发师。她至今回忆起那段时光时仍会感到焦虑：

　　但问题在于，理发师所提供的服务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质量判定标准。理发师的技能不仅需要顾客的认可，还必须拥有一定自主权进行个性发挥。为了实现这一点，理发师需运用专业知识向顾客解释这样设计的理由、指出顾客头型和发质存在的问题，并展示发型如何贴近时尚潮流。通过这样做，他们能够有效地推销各种产品和服务，让顾客深切感受到专业美发服务是绝对必要的。所以，很多顾客会感叹自己原本不想剪某个发型，是在理发师的劝导下才改变了主意。在理发师的精心引导下，顾客逐渐接受并学会欣赏自己的新发型。显然，理发技能本身介于清晰和模糊之间，技能的好坏是无法通过成果直接判断的。因此，断言男理发师技艺优于女理发师纯属无稽之谈，而认为女理发师能力不及男性，就更可能是性别偏见的体现。技术的价值常常是围绕着权力结构所建构出的，所以即使女性从事与男性类似或是更复杂的工作，女性的价值也往往受到贬低。

　　无论是雇主还是顾客，甚至包括从业人员自身，对于女性的社会想象都是“外表漂亮、温柔体贴、善于沟通”的性别化想象。这促使人们认为女性更适合承担前台接待等角色，而不太适合拿剪刀成为理发师。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理发行业的晋升空间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的晋升空间有限，基本只能担任引导员、服务员或收银员等低端职务，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晋升空间越发狭窄。男性又通过对女性技能的贬低，固化了女性的刻板印象，而女性也会将这种印象内化，影响着她们自我的职业选择。女理发师不但要特别努力展现出更优秀的工作能力，打破固有的刻板印象，还需要满足社会对女性的期待。面对这些外部结构性力量的限制，很多女性只能选择早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承担家庭责任。

　　花花也表示，女性很少选择理发师这一职业，部分原因在于其中很多人进入了美容美甲行业，相比理发师更加自由，收入可观，而且顾客以女性为主，工作环境更轻松自在。美容行业的从业人员基本上是由女性构成，互动频率更高，往往是熟客，劳动过程与情感劳动更为紧密。并且这些行业具有很明显的性别排他性，男性目前还难以进入。所以女理发师稀缺的原因还在于她们积极迎合顾客新需求，主动开拓了其他新兴领域。但需要注意的是，她们的开拓同时也是一种被动逃离。她们从理发业逃离至美容美甲等行业，有利于摆脱原有“洗头妹”“发廊小姐”等污名化形象，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为女性扩大了经济独立和参与社会的空间。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选择也反映出女性对现存性别规范的无奈妥协。

　　同时，还存在第二种形式的逃离：部分女性选择逃离大城市而退守在小城镇或社区的小型理发店中。尽管她们依然坚守于理发行业，但已经从先前学习和工作过的大城市中逃离，从大型连锁理发店中逃离，不愿再与大城市中的男性竞争。转而，她们在小型理发店中找到了归属，这里赋予了她们更多的自主权，工作环境相对宽松，压力较小，生活节奏也更为平稳安逸。例如前文提到的女理发师王英，早在2004年就在上海的理发店里学习，但她家人始终不支持她在大城市里打拼，并认为女孩子长期在外漂泊会不安全，应该尽早回家结婚。面对家庭的压力，王英感到无可奈何，最终还是被迫妥协。但她不甘心婚后只做一名家庭主妇，后来又在老家附近的社区里开了一间家庭式理发店。这样的选择既是实现城乡流动并留在城市的现实途径，同时也是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的最佳选择。

　　女性所集中的小型与家庭式理发店相较大型连锁理发店而言，更侧重于功能性的美发服务，没有按摩茶水等额外服务。从业者的劳动过程相对简单，更多的是理发劳动的体力属性，所以她们的劳动被认为是低技术的体力劳动。而在大城市以男性主导的连锁理发店中，更强调时尚的发型设计与个性化的服务体验，展现的是理发劳动中的美学属性。男理发师会被认为进行了更高端的审美与情感劳动。可见在同一行业、不同的组织制度下，因为组织模式、商业定位与劳动细节的差异，性别分工展现出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男性从业者通过强调自己的时尚敏锐度与专业造诣，以此为依据收取高额费用；而另一方面，他们却采取贬低女性同行能力与技术的策略，试图借此提升自身的职业地位与声望。

　　随着行业的持续升级转型，大型连锁理发店逐渐取代了众多家庭式与小型理发店，成为市场主流。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匠人行业”华丽转身为“美的行业”，昔日发廊内“洗头妹”的角色已悄然进化为美发沙龙中的“设计总监”。此番变革之下，上至顶级设计师、理发店经营者，下到基层的学徒与助理，这一行业的从业者群体逐渐以男性为主导。昔日那份被视为女性专属且“不适合男性”参与的体力密集型工作，如今已彻底重塑为一项“适合男性”的时尚工作。虽然男性进入传统以女性为主导的行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性别的刻板印象，但事实上却无助于改变不平等的性别现状。男性会通过性别划界的方式重新建立性别秩序，强化性别权力。当大量男性涌入理发师行业后，他们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有意识地占领职业的优势地位，树立性别屏障，并再生产出新的性别隔离和性别不平等。

　　我们具体分析了理发业的相关特点、理发师的教育与劳动过程，指出原因不仅在于外部结构的客观限制，还在于劳动者个体的主动与被动选择。女性在入行前就遭受了结构性的种种限制，职业性别隔离已然产生。在职业教育时期，由于教育特性与传统偏见，造成职业教育中女性流失严重，专业设置又让女性分流到更符合社会性别角色的专业中去。与此同时，学徒制是理发业仍坚持的重要学习制度，其入行门槛往往依赖于亲戚朋友所构建的紧密社会网络关系。然而，受限于信息的同质化以及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女性群体在这一行业内逐渐遭受边缘化。而入行后，由于经济体制与行业变迁的影响，女性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上遭受的性别歧视是造成职业性别隔离的根本原因。这反映了深层次的性别权力问题。由于身体特征和生育特点，女性在求职过程以及职场中经常面临多种形式的歧视。男性同事通过刻意贬低女性的技术和能力，进行性别划界，甚至会利用性别的刻板印象造成制度性的排斥。同时雇主更青睐能“吃苦赚钱”的农村男性，认为女性很难同时兼顾工作与家庭，而顾客也在行业设置下固化了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在这样的多重压力下，女性不得不选择逃离，早早退出劳动力市场。

　　本文把视角拓宽到前劳动力市场，是希望超越劳动过程本身，考察工作场所以外的教育和生活对职业性别隔离所产生的影响。其次，我们希望本文能启发对“女退男进”现象的反思，并在经验层面上回答职业性别隔离出现的结构性背景、开展过程以及社会影响等问题。已有学者注意到女性进入传统“男性化职业”的新现象，但反观男性进入传统女性职业的研究却相对较少。近些年来，许多传统服务业开始大量雇佣男性，职业的性别界限逐渐模糊。越来越多男性愿意跨越职业的性别边界，积极适应变化并主动改变传统男性气质。因此，我们需要跳出单一视角，不仅要关注女性在职场上的不平等，同时也要看到男性跨越性别藩篱的过程，这样才能冲破以往性别研究的限制，展现出多元的面向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