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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克利文化地理学家卡尔·索尔的著作对领土界定问题提供了部分答案。在1925年的一篇文章里，索尔宣称任何地理研究的焦点都应是“文化景观”，即“某一文化群体由自然景观塑造而成”的领土。“文化是主体，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依照索尔的观点，本章将会重点关注俄国的“文化景观”，在所考察的时期内，俄国人的定居点、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改变了地球上相关区域的自然景观。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人类不可能像索尔设想的那样，被简单地按照人类学划分成不同的文化单元。例如，中世纪初的罗斯人绝不仅仅是俄罗斯人的祖先，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也起源于此，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批罗斯人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而非斯拉夫人。而且，大批非斯拉夫人居住在罗斯境内及周边，在日后的俄罗斯更是如此。

　　问题在于这些俄国人如何能够跨越如此遥远的距离。河流显然十分关键。正如富兰克林和谢泼德所说：“当《往年纪事》的编纂者试图指出他们的土地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时，他们想到的主要是河流与河道，部落和人们的名字与它们有关，交通要道和名人的旅程一同被记录下来。”河流因此在早期俄国人的身份认同中最为重要。对于农民而言，它们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它们还是主要的通道。在毫无特色的东欧平原，平静辽阔的河流提供了相对简便的交通方式，而且旅行者通常不会迷路。相对地，它们常常给选择陆路的行人带来诸多阻碍。早期，编年史记录者等人展现出对河流系统与运输网络的丰富知识。正如一位作家在谈到17世纪的西伯利亚地图时所说：“人们除了知道西伯利亚河流纵横，海岸处河口密布，其他什么也不清楚。”因此重要的地理读物，例如1627年左右编纂的著名的《大地图册》，也是按照河流网络绘制而成的。

　　17世纪30年代末，亚当·奥莱利乌斯沿伏尔加河从莫斯科前往阿斯特拉罕时，已经看到装载有400拉斯特～500拉斯特17世纪，德国拉斯特作为一个重量单位的重要性似乎随着地区和货物变化。因此，难以确定奥莱利乌斯在这里所使用的是什么测量方法。货物（主要运送盐、鱼子酱和咸鱼）和200名船员的平底轮船逆流而上。6月30日，奥莱利乌斯离开莫斯科，中途数次停靠岸边，最后于9月15日抵达目的地。据估测，17世纪顺流而下的客船平均速度从每24小时44千米到85千米不等（奥莱利乌斯所乘船只24小时行驶距离甚至达到144千米），逆流而上的速度则是每24小时25千米～46千米不等。但奥莱利乌斯所估计的速度是每日不超过5千米。

　　奥莱利乌斯从西欧启程的路途便经过西北部起自莫斯科的诺夫哥罗德大道，西边的莫斯科斯摩棱斯克高地一线的道路则经过维亚兹马、多罗戈布日和斯摩棱斯克，一直延伸至立陶宛。16世纪末一条重要的路线是通往西伯利亚的水陆混合路线世纪末，这条路线始自北部苏霍纳河上的大乌斯秋格，途经索里维切戈茨克、拉利斯克、切尔登和索利卡姆斯克，然后经过洛兹温斯克抵达西伯利亚的塔夫达和托博尔。1595年开拓了一条直达路线，即穿过乌拉尔山的维尔霍图里耶。这条大路经过图拉、托博尔，最后抵达图林斯克、秋明和托博尔斯克。从17世纪中叶起，一条新的从莫斯科经由维亚特卡到索利卡姆斯克的道路得以开辟，17世纪末从维尔霍图里耶到托博尔斯克的这段路线再次改道，囊括了繁荣的贸易中心伊尔比特。从托博尔斯克出发，可以通过水陆两路抵达叶尼塞河，然后进入东西伯利亚。毛皮和其他商品经由这些路线流动，并且受到位于战略要处的政府海关邮政网络的管理。

　　在中世纪的俄国，经由陆路旅行也会遭遇特有的困难。冬季道路结冰，因此可以使用雪橇，只要温度不是太低，它在效率上就可以媲美水路旅行。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雪橇的速度甚至可能高于夏季陆路交通30%～50%。然而雪地没有标识极易迷路，穿过结冰的河流也有可能遇难，而且冬季风雪天气时可能死于受冻。俄国道路没有获得良好的维修，16世纪的西欧旅客在此不能像在别处一样享受住宿以及其他服务。游客通常要在大路附近的私人住宅里请求过夜，但在人烟稀少的地区，这样的住所十分少见。路况不好的时候，例如春天和秋天，常常无法通行。桥梁和浅滩也会十分危险，由于洪涝频仍，当地粗心大意的居民时常阻断大路。野生动物和法外之徒（强盗和土匪）也会增加陆路旅行的危险。

　　俄国位于东欧边缘，它在亚欧大陆不断扩张，接触了各种民族与文化。如上所述，早在俄国人对欧洲的混交林地带进行拓殖之前，芬兰乌戈尔人与波罗的人已经来到这里，他们彼此杂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融合。就此而言，俄国从一开始就是多元文化，尽管许多文化交流迷失于逝去的时代。混交林地区没有明确的边界，没有树立抵挡外部世界的屏障，这也意味着当地俄国人与他人早有交流。例如，不能低估草原的重要性。俄国农学家们与草原游牧民族有着迥异的生活方式与世界观，但他们之间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频仍，在蒙古统治时期这种交流尤其得到加强。学界一直在探讨此种联系对俄国人的长远影响，然而学者之间几无共识。在邻近草原地区之外，我们对俄国与更广泛的亚洲文化的联系知之甚少。不过显然，地理条件使得俄国与亚洲建立了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必然对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前彼得大帝时期末，俄国人扩张到了西伯利亚地区，他们与东方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缺乏便捷的海陆通道导致俄国与西欧长期以来咫尺天涯，东正教与天主教文化的差异又加剧了双方的隔阂。而与波兰立陶宛、瑞典以及其他国家的竞争进一步加重了这一问题。因此，尽管诺夫哥罗德与普斯科夫同波罗的海地区有着紧密的贸易联系，而且俄国与中欧的陆路畅通，但是其与西欧之间始终关系疏远。俄国处于欧洲发展的边缘地带，直到晚近，它才参与到欧洲事务以及跨大西洋贸易当中。在16世纪末，英国人与荷兰人跨过白海，俄国人开始与他们展开密切的贸易往来，此后俄国人逐渐对欧洲事务，尤其是西欧的技术与文化成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直到彼得大帝在位时期，俄国在波罗的海获得了通往西方的“窗口”圣彼得堡，才正式开启了俄国文化的“欧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