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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轶凡：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进行股票买卖和其他证券投资时，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违反刑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规范证券交易行为的规定，如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要严格遵守2001年4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该规定明确了一般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买卖股票或者进行证券投资时的7类禁止性行为，包括利用职权、职务上的影响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索取或者强行买卖股票、索取或者倒卖认股权证；利用内幕信息直接或者间接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或者向他人提出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的建议；买卖或者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其直接业务管辖范围内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借用本单位的公款，或者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资金，或者借用主管范围内的下属单位和个人的资金，或者借用其他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资金，购买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以单位名义集资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利用工作时间、办公设施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等。同时，该规定对具有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身份的4类“特定人员”的行为也进行了规范：一是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门以及上市公司的国有控股单位的主管部门中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员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准买卖上述主管部门所管理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二是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准买卖股票；三是本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任职的，或者在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授予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投资咨询机构、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估机构任职的，该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得买卖与上述机构有业务关系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四是掌握内幕信息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离开岗位三个月内，继续受本规定的约束。

　　贾轶凡：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的违纪行为与干股型受贿和合作投资型受贿均与“股份”有关。根据“两高”2007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关于“干股型受贿”和第三条关于“合作投资型受贿”的规定，上述违纪行为与受贿行为的区分关键在于，取得股份时是否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在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的违纪行为中，党员干部有实际出资，本质上属于经商办企业，其目的是以投资来获取经济利益，是否实际获利不影响违纪性质认定；在干股型受贿和合作投资型受贿中，党员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后，获得的股份、投资或利润，均没有支付相应的成本，本质上属于权钱交易，是以“股份”“利润”为外衣，掩盖其收受贿赂的目的。

　　第二，党员干部和请托人对股票增值部分作为贿赂标的有无明确而清晰的认识。特别是对于金融系统、证监系统直接负责上市审核的党员干部，因其职业背景、岗位分工等原因，对请托人的公司经营状况、发展前景和上市后股票带来的可期待利益都有清晰的认知和判断，双方对于将原始股上市后的增值部分作为贿赂标的有明确的认知。另外，还存在虽然党员干部没有专业认识，但请托人为达到“感谢”的目的，给党员干部一定的交易安全保障条件。比如，有的提供精心筛选的优质公司的原始股，使得党员干部购买的原始股几乎不存在投资风险；有的交易中包含风险保障条款，约定股票未能上市、上市后股票破发等情况下，以一定价格回收，为党员干部提供额外的投资风险保障，承担了本应由党员干部承担的风险等。总之，在这些情况下，原始股上市后升值确定性较高，几乎不存在风险。

　　第三，充分考量可以作为阻却事由的因素。实践中，公司上市的时间点、党员干部的认知以及市场风险因素等，在不同情况下有可能成为认定受贿罪的阻却事由。比如，某党员领导干部张某，利用职权为请托人丙谋取利益（该谋利事项与丙所在公司关联性不大），丙为表示“感谢”并继续加强与张某的联系，告知张某其公司正计划上市，张某于是出资购买部分原始股，但丙的公司因各种原因连续多年一直未获得上市审批，最后进入新三板交易市场，截至案发，张某尚未实际获利。上述情况中，张某系无专业背景的党员干部，其对拟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等均不掌握，丙也未向其提供任何风险保障，客观上张某购买原始股后存在着诸多的市场风险。该起事实中，股票支付的对价、购买时间、权力的介入程度以及市场风险、最终结果等因素综合构成了认定受贿罪的阻却事由。(刘一霖)